从四大经济体了解为何各国能源转型路径大相径庭？

全球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气候变化与环境退化对人类社会构成生存威胁。在《巴黎协定》的框架下，各国纷纷提出雄心勃勃的净零排放承诺，旨在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摄氏 1.5 度以内。这项共同目标正驱动着全球能源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促使各国加速从传统化石燃料向低碳或无碳能源转型。

然而，这场转型并非一条单一的途径。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地缘政治环境以及社会文化背景各异，它们所选择的能源转型路径也呈现出显著的多样性。本报告旨在提供一份深入且客观的跨国比较分析，聚焦于全球四个主要经济体：美国、中国、日本及欧盟。通过对这些国家与地区在绿色能源定义、政策框架、发展现况及核心战略上的解读，揭示各国在能源转型中面临的挑战与采取的独特策略。

美国推动再生能源的主要法规与政策工具有哪些？

绿色能源定义与观点

在美国，能源政策的语言体系存在细致的区分。根据美国能源部（DOE）的最新定义，「清洁能源」（Clean Energy）的概念范畴广泛，不仅包含水力、风力、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也将不属于可再生能源的「核能」纳入其中。这种定义上的包容性与「绿色能源」（Green Energy）及「可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有所不同。「绿色能源」通常指对环境友善且不产生污染的能源，而「可再生能源」则强调其自然补充的特性。美国联邦政府倾向使用「清洁能源」这一术语，这一语言选择本身就蕴含着深层的战略考量。

将核能纳入「清洁能源」范畴，揭示了美国在能源转型中的一项务实战略。核能能够提供稳定且低碳的基载电力，有效弥补了风力与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固有的间歇性问题。单纯依赖可再生能源，其电网的可靠性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因此，通过放宽定义，将核能纳入政策支持范围，美国不仅能有效降低碳排放，更能确保国家能源供应的可靠性与安全性。这是一个在环境理想与经济现实之间取得平衡的关键决策。

现况与趋势

美国的清洁电力发展呈现出显著的联邦与州级差异。截至 2024 年，全美平均的清洁电力供应比例约为 43%，创下历史新高。然而，这一全国性数据掩盖了各州之间极为不平衡的发展现况。例如，佛蒙特州凭借其丰富的水力资源，绿能比例接近 100%，而华盛顿州、南达科他州等也因水力或风力资源而遥遥领先。与此同时，波多黎各、西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等地区，绿能比例仍低于 20%，其中西弗吉尼亚州高达 88% 的电力来自燃煤。

这种巨大的州级差异不仅仅是资源分布不均的结果，它也反映出更深层的结构性挑战。长期依赖化石燃料的州在转型上面临巨大的经济与社会阻力，历史遗留的能源基础设施也形成了锁定效应。这表明美国的能源转型并非由联邦政策单一驱动，而是联邦与州政府政策博弈与协作的复杂结果。

在可再生能源的具体构成方面，风能自 2019 年以来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可再生电力来源。2022 年，风能发电量达到 434 TWh，占全国发电量的 10%，占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 48%。此外，太阳能的发展也日益强劲，犹他州等阳光充沛的西部地区，太阳能发电的比例在近年来翻了一倍。

法规框架与政策措施

美国的再生能源政策框架主要由州级政府推动，并可分为「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RPS）」与「清洁能源标准（CES）」两种主要类型。这些政策的核心机制是「可再生能源证书（REC）」制度，这是一种「电证分离」的市场化工具，该机制要求电力公司销售特定百分比的再生能源电力，并通过购买 REC 来证明其合规。每一张REC 代表 1000 kWh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环境效益。

联邦政府则通过大规模的资金支持来加速转型。例如，《2022 年降低通胀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为清洁能源发展提供了近 4000 亿美元的直接资助与税收抵免。此外，美国联邦以 IRA 提供史上最大规模的清洁能源税抵与融资工具，Title 17 为现行关键贷保平台，以提供融资保证。这种将政府担保与私人资本相结合的模式，有效降低了回收期长、投资巨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的风险，从而加速了技术的商业化部署。美国的绿电发展模式正是通过这种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双重驱动来实现的。

核能与天然气的角色

在美国的能源转型策略中，核能与天然气扮演着关键角色。核能尽管不被视为可再生能源，但其无碳排放的特性使其被纳入清洁能源范畴。有资料显示，美国曾有行政命令旨在通过简化许可程序，将核能发电能力大幅扩增至 400 GW，以实现能源自足与战略目标。此外，美国国务院的「FIRST」计划也积极向国际推广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技术，以确保其在全球核能领域的领导地位。

天然气则被视为重要的「过渡能源」。相较于燃煤，天然气的碳排放量较低，能在可再生能源尚未完全普及、电网不稳定性问题未解时，扮演稳定的供电桥梁。随着页岩气革命的成功，美国已跃升为全球最大的 LNG 出口国。这种能源地位的转变，使得天然气的角色从最初的国内过渡燃料，演变为一项重要的全球地缘政治战略资产。美国利用其庞大的 LNG 出口能力，通过国际融资协助他国开发 LNG 项目，巩固与战略伙伴的关系，同时也为美国能源企业开拓全球市场，这表明美国的能源政策已与其国家安全与国际影响力深度绑定。

中国在政策主导下的大规模绿能部署

绿色能源定义与观点

中国对「绿色能源」、「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定义较为统一，三者通常被视为同义词，泛指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影响小、污染排放低的能源类型。其主要范畴涵盖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非化石能源。这种概念的整合性与中国国家主导的政策体系相符。相较于美国的多元定义，中国的统一定义有利于政策的清晰传达与自上而下的执行，确保所有相关部门与产业都朝着单一、明确的目标迈进。

中国政府将清洁能源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视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这一政策导向是推动其超大规模绿能部署的核心动力。

现况与趋势

中国在绿色能源领域的发展规模已达到全球领先地位。截至 2022 年底，中国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已达到约 1,400 GW，占全国总装机容量的比例超过 45%。特别是在风电与光电领域，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发电市场之一。

新增发电量的来源结构也显示出中国能源转型已进入实质性替代阶段。近年来，中国新增发电量的近六成来自非化石能源，这使得非化石能源成为新增电力供应的主体。这意味着绿能不再仅仅是能源供应的补充，而是结构性地取代了传统能源。此外，中国也积极推动终端用能的清洁化与电气化，目前电能在终端用能中的比重已达到 30% 左右，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显示其能源转型路径的全面性。

法规框架与政策措施

中国的绿电法规框架反映了其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模式，与美国的市场化凭证交易模式形成鲜明对比。2006 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构建了五项核心制度：

总量目标制度：国家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
强制上网制度：法律规定，电网公司必须以国家发布的电价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的上网电量。
分类电价制度：根据不同能源类别设定电价。
费用分摊制度：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上网电价若高于常规能源的平均电价，其差额则由全国电网的终端用户分摊。
专项资金制度：设立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有效克服市场失灵，通过强制性政策快速实现大规模的能源部署。此外，国家能源局也核发并推动绿色电力证书交易，作为另一种市场化工具来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

核能与天然气的角色

在中国的能源转型路径中，核能被视为稳定的基载电力替代方案，正经历超大规模的建设。截至 2024 年 3 月，中国在建核电机组装机容量位居世界第一。报告预计，到 2030 年前，中国在运核电装机规模将跃居世界第一，届时核电将在新型电力系统中发挥高碳能源重要替代者及系统安全稳定主要支撑者的关键作用。

天然气则被纳入一个高度管制的阶梯式利用框架。中国的《天然气利用政策》将天然气利用分为优先类、允许类、限制类及禁止类。优先类主要涵盖民生用气、调峰电站及分布式能源等能发挥其高效与清洁特性的领域，而禁止类则包括在高污染地区建设基荷燃气发电项目。这种对核能的超大规模建设与对天然气利用的严格分级管理，共同体现了中国能源转型路径的全面掌控性。其核心逻辑是确保能源安全与可控性，同时实现减碳目标。